毛泽东从第一中学退学后,寄宿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学习。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定王台图书馆是湖南第一个省立图书馆,创建于清朝末年。它的楼上是藏书库,楼下是阅览室。当时因为图书馆开办不久,而且距市中心较远,因此每天前来这里阅览的人还不多。

　　毛泽东寄宿的新安巷湘乡会馆,距省立图书馆约三华里。他每天早去晚归,风雪无阻,从不间断,只是中午出来买两个烧饼充饥,还常常忘记。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深深为这位衣着朴素,学习异常刻苦的青年人所感动,不久便做了好朋友。这位管理员,后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到图书馆读书的情形时说: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欢迎”毛泽东,因为他来得最早,已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赶他,他还不走。毛泽东后来回这忆这段自修生活时,也曾风趣地说:那时进了图书馆,就象牛闯进了菜园子:初尝菜味,大口大口地拼命地吃!

　　在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什么书都想找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书籍等等。不过他在这里,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阅读了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著作。其中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丹·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 还有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等。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严复翻译的,多在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多数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这些书,特别是《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天演论》阐发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论观点,和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今不如古”、“颂古非今”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因而当时被称为“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书。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中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的,首推《天演论》。

　　《天演论》这部书,并不是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忠实翻译,而是严复为适应中国救亡图存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所选择取舍,并夹杂着评论,以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所以鲁迅说,严复作了《天演论》。译者在按语中常引用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学说,加以对比、印证、评论,特别是着重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这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宣扬自强、自力、自主,提倡发奋努力、救亡图存的学说,曾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这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反映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要斗争, 即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这就是所谓新学和旧学的斗争。因此,这种新学的传播,曾经起过进步作用。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 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 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毛泽东在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修时间里,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代表著作,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深刻影响,因而使他的思想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

　　正如建国后他对老同学周世钊所说的:“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