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提出疑难问题,虚心向别人求教,这是毛泽东学习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常对同学说:“学问”两个字连起来组成一个词是很有意义的,学与问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因此,毛泽东有特别好问的习惯, 即虚心向别人求教的习惯。但毛泽东在学习中并不注重烦琐的考证,更不探究无关重要的奇闻轶事,而提出来和师友讨论的多半是关系到国家、社会、人民以及治学方面的重大问题。

　　1.虚心向老师请教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等志同道合的朋友, 经常到杨昌济先生寓所登门请教。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邀请杨先生担任指导。每逢星期日,他们常常聚集在杨先生家里研究学术问题,讨论治学方法,或讲学论道,纵谈天下大事。有时在假期,当同学们多半都回家的时候,毛泽东还风尘扑扑专程到板仓杨先生的家乡向杨先生请教。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有这样一段珍贵的回忆:“1916年暑假, 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同志风尘扑扑,一把雨伞,一双雨鞋,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冲杨家下屋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同志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四十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牲牺了的柳直荀同志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是毛主席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同志,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同志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除杨先生外,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还经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其他老师家中质疑求教。这可从黎锦熙先生1915年4月至8月(是年9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的日记中,找到可靠的记载。现摘录几段如下: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肖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四月二十五日星期目。上午游园(即芧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谈读书事。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 润之亦移坐此室。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宜示之以方也。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八月十四目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到) 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从上述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向黎锦熙先生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内容又是多么广泛!

　　毛泽东还认为多数教师都有自己的长处,对自己都有帮助。有一学期,班上来了一个姓汤的国文教员,他原来是在报馆当编辑的,讲课时能联系中国和世界形势,给学生讲解些时事常识。但他古书读得少,在教古文时,讲解模糊, 有时连字义也讲错了。当班上同学要求学校调换这位教师时,毛泽东却对同学们说,汤先生教课虽然有缺点,但他办过报,对时事有一定的见解,这种长处不应该一概抹杀。因此,毛泽东在课余也常向汤先生请教,交换对时事的看法。

　　2、拜访名流学者

　　毛泽东还常到“船山学社”去听讲。“船山学社”创办于1915年,是当时湖南一些具有民族思想和忧国忧时的人士,专讲王船山学说的地方,并办有《船山学报》。毛泽东常常邀请一些好友去听讲,他非常推崇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凡是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讲学的有名学者,毛泽东探知他们的住处后,常常趁星期天去拜访,请他们解答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虽然那些人并不认识他也并不一定都高兴接待他,但毛泽东从不计较这些,只要对学习上有帮助,他都虚心请教。

　　3、向日本朋友“聆取宏教”

　　白浪滔天(1871-1922年)即宫崎寅藏,很同情和关心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很早就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大义凛然地拒绝了东京赤坂警察署长的诱贿,保护着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并冒着风险替黄兴抚育后代。这种深厚的革命友谊,真是“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

　　1916年10月31日,黄兴不幸在上海病逝,其灵柩归葬湖南。1917年春,宫崎先生不远波涛万里,由日本亲临长沙, 参加黄兴的葬礼。1917年4月,毛泽东和同学肖植藩(即肖三)得知这个消息后,由毛泽东执笔,特地给这位知名的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并诚恳表示愿意当面“聆取宏教”。信的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 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藩、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

　　丰采,聆取

　　宏教,惟

　　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肖植落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上

　　毛泽东

　　4、通信求教

　　毛泽东还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经杨昌济先生介绍,毛泽东和北京、上海、武汉的一些名流学者,建立了比较密切的通信关系。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例如,1915至1920年,毛泽东给在北京工作的黎锦熙先生的六封信中,所谈论的问题,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人生观，世界观,求学方法,身体锻炼,等等,无不涉及。由于误传黎先生被袁世凯拉了过去,所以在1915年11月的一封信中,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写道:“兹有欲为是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 不可急图进取也。”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正在求学的青年毛泽东,他所考虑的问题,都是多么严肃和重要!